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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中游记

清明晋中行——平遥

 清晨,离开绵山,前往平遥,大约一个多小时的车程。
    山西平遥是我国保存最完好的四座古城之一(其它三城是云南丽江、安徽歙县和四川阆中),198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二批历史文化名城,199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入选《世界遗产名录》。
    自1987年,我国首批6处景区入选《世界遗产名录》后,到目前为止,已有37处风景名胜与历史遗迹入选《世界遗产名录》,我想,参观游览这些被世界权威组织认可的自然与文化遗产,应该成为我们旅游计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下车后,赶紧买了份导游图。按照行程计划,中午1点吃饭,2点返京,在平遥的时间也就3个半小时。对照地图,规划出一条行走路线,在有限的时段内参观最主要的景点。
    为保护古城,外部车辆不能进入古街区,游客可选择景区内的电平车,每车可乘坐10-12人,仅在沿城墙里侧的专用道行驶,去街巷内的景点仍须步行。不想乘坐电平车,主要考虑全车是个小集体,行动难以一致,参观一个景点后难免等人耗时,也不自由,不如独自行走更自在。在一些特定的环境中,双腿是能够超过车轮子的。事后证明,选择确实明智,乘坐电平车的人只看了6个景点,而我看了12个。
    从凤仪门进入古城。
    古城始建于西周时期,起初是驻军要塞,逐步发展成一座城池,至今已有2700余年的历史。明朝洪武3年,平遥由夯土城垣重建砖石城墙,扩建成现在的规模。平遥俗语讲“四大街、八小街、七十二条蜒蚰巷”,描绘出古城的街巷格局,城墙、街道、寺庙、市楼、官署、店铺、民居分布有序,组成功能完备的古代城市风貌。
    平遥古城可以自由出入,但要参观任何一个城内的景点,哪怕仅是登上古城墙,都要购买120元的参观联票,感觉这种强制无选择的购票方法不够厚道。
    沿西大街东行,街面上游客还不太多,古香古色的门面布满两侧。北方的民居建筑因环境气候的特点总有雷同之处,雕檐高墙,门楼花窗,似曾相识的感觉,仿佛回到童年,行走在北京的某条街巷。

   偶然一瞥,透过一扇打开的大门,看到院内的格局,朴素简陋的居所折射出古城居民的实际生活状态,深感平遥的部分民众为保护古城所做的牺牲,保护历史遗迹与改善生活质量仍是一个两难的选择。

  日升昌的匾额出现在视野中,那可是中国银行业的鼻祖,被山西省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辟为中国票号博物馆,是来平遥最想看的一处景观。

   任何事物的出现都有其相应的社会历史背景,日升昌也是这样。
    清朝中期,小城平遥由于人多地少,水系缺乏,人们纷纷踏上了经商之路,渐渐地平遥商户遍布全国重镇商埠。远离家乡的平遥商人,即使付给镖局可观的酬劳,也难以保全大量的财产安全到达目的地。此时,平遥一家名为西裕成的颜料庄,其分号遍及北方各省,便常有同乡客商将自己的现银存入颜料庄的分号,拿着一张证明,回到平遥再从颜料庄的总号提取现银,并为此支付一点酬金。久而久之,这种酬金的收入,开始大于颜料庄本身买卖的收入。
    颜料庄的大掌柜雷履泰预感到这是一个巨大的商机。清道光3年(公元1823年),他向东家李大全建议,将颜料生意改成专营汇兑业务的“票号”,取名“日升昌”。李大全作为投资方,出现银三十万两,这是他的家族几代经商的积蓄。
    日升昌的主要客户是各种大商号。这些商号凭借一张汇票,不但安全便利地调拨了资金,而且还可以用汇票支付各种款项,改变了传统的现银结算方式。
    代表现银的汇票由客户持有,采用认票不认人的汇兑制度。汇票中设置了用汉字作符号的密码,只有票号的核心人员才能看懂,并定期更换。汇票还最早采用了水印的方式,实行“迟三五日”交付的规定,以便丢失票据的人有挂失的时间。 票号根据路途的长短收取从千分之二、三至百分之七、八不等的汇费。由于当时交通工具不发达,通常汇款期都很长,票号便利用这段时间以较低的利率向商家放贷,收取利息。
    日升昌大股东李大全当初投入的30万两本银,在近百年的时间里,为李氏家族创造了1500万两白银的红利。
    在日升昌票号的鼎盛时期,总号由十四、五人组成,遍布全国的分号有35家。
    清朝时期,官员调动频繁,经常有大量现银需要转运。这些官员便成为票号最忠实的私人客户。随着票号的全面兴起,逐渐担当起了替政府调拨钱银的重任。
    十九世纪中叶,“票号”业进入全盛期,全国的票号绝大部分出自山西省,总共有40余家,其中平遥占了22家。这里成了当时中国的金融中心,鼎盛时期,几乎控制了中国近一半的流通货币。
    随着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入侵、瓜分,中国由封建社会进入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外国商行的大举渗透,全国的商贸中心由内地向沿海新兴城市转移,随后满清王朝被辛亥革命推翻,日升昌及其所有的本土票号在衰落中走向消亡。
    曾经的繁荣、显赫的富贵淹没在历史的烟尘之中,迈进辟为景点的座座院落,依稀可以寻觅到沉淀其中的光影……
 平遥最繁华的地段是南大街,街上有一座三重檐的楼阁,造型精美考究,名为市楼。
   市楼南北的街面上,人流熙攘,店铺密集,商品繁多,平遥特产也掺杂其中,像平遥牛肉、推光漆器、手工布鞋等等,还有独具风味的地方小吃。
    原本没想买什么,很多外省的商品北京都可以买到,但有时还是难以免俗,买了平遥牛肉。望着牛肉,猛然想起20年前参与设备调试的一名德国工程师,他似乎每天早饭都吃一大块酱牛肉,随后干起活来一刻都不闲着,那叫一个敬业,中午,中国人都午饭、午休,他不吃饭,独自一人去篮球场投篮玩儿,感到不解的是他常在周末乘飞机去香港,后来才知道,那时黄/色娘子军还没广泛波及首都,他跑香港是为了解决性饥渴。
    噢,跑题了。
    平遥崛起的富商衍生出与财富共生相依的镖局,其中同兴公镖局最为知名,走进镖局博物馆,可以了解相关的知识。
    镖局的产生与商品社会发展和私人财产累积密切相关,当财产在地域间转移,需要提供输运的安全保障,武装押运成为必然。与民间走镖不同的是,镖局需要在官府注册,得到朝廷认可,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民办公助的保安机构。
    镖局的业务大致有6类内容,为各级官府押送公文书信,称信镖;为银庄票号押送现银与汇票,称银镖和票镖,这也是镖局最主要的业务内容;为私人押运粮食与贵重物品,称粮镖和物镖;在差旅途中,保护委托人及家属人身安全,称人身镖。
    镖局随着社会发展而产生,又随着时代变革而消失,但其本质的功用并没有真正消亡,仅是变换了名称与职能,依然存在于社会生活中。
    自秦朝实行郡县制以来,平遥一直是县治所在地,并延续至今。在高度集权的封建社会中,县衙是基层的政权机构,具有独立的行政与司法功能。昔日的平遥县署完整地保存下来,成为县衙博物馆,参观这样的博物馆可以对封建社会基层政权的组织结构有一定的了解与感知。
   看完县署,沿路东行,穿过一座牌楼,就到了城隍庙。
    许多城市都有城隍庙的历史遗存,城隍指的是城墙和城墙外侧的沟壕,古人建庙对城隍供拜,源于道教对城防的神化,是人居安全保障的祈盼。
    平遥的城隍庙是个泛称,实际由城隍庙、灶君庙、财神庙三组建筑群组成,这些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神灵供奉在邻近繁华主路的街区之内,体现出平遥先人最为现实与质朴的心灵寄托。
    更为独特的是,城隍庙与县署一东一西,以南大街为中轴对称设置,可以看出古代平遥“人神共治”的城市管理理念。
    城隍庙一路之隔的南侧是平遥文庙,文庙即为孔庙,平遥文庙的建造历史比北京、曲阜和南京的孔庙还要早数百年,现为国家级重点保护单位,也是平遥古城规模最大的景区。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尊祭孔子,宣扬儒道,励志读书,科举成名,既是历代君王在意识形态上强化统治的需要,也是平民百姓跻身上层社会的阶梯与通道。
    进入的是文庙的后门,步入其间,在静谧的氛围中感受着沉淀的文气……
 
    走出文庙,时间已经不多了,赶紧穿街过巷,来到迎熏门,登上古城墙。
    平遥古城呈方形,东、北、西三面城墙俱直,唯南城墙弯曲蜿蜒,城墙周长6.4公里,墙高10米,宽3-6米,环周共有敌楼72座,垛口3000个,四角筑有角楼。东西各有城门两座,分别称为亲翰门、太和门、凤仪门、永定门,南北各有城门一座,称为迎熏门和拱极门,所有城门均带瓮城。从天空俯瞰,古城恰似一只趴俯的乌龟,因而又有“龟城”的称谓。
   登上古城墙,短暂的平遥旅行即将结束了。
    举目远望,蓝天被薄云遮掩,正午的阳光洒在错落的屋顶、洒在纵横的街巷,路净人稀,眼前的古城沉静又安逸。
    回味着刚刚走过的古城,这里没有京城豪门的疏远威严,没有江南私园的繁杂矫情,甚至少有片片绿茵的点缀,然而却是那样的规整有序,街巷宅院、民居商铺、票号镖局、衙署庙宇,这些相对独立的事物因社会生活的联系相辅相依,浓缩在宽大的城墙里,构成合谐完美的古代城市布局,难怪在上千个大大小小的城市中,以整座城池入选《世界遗产名录》仅有平遥和丽江。
    曾经的繁华富贵沉淀在略显残破的宅院中,晋商的辉煌与衰落引发着人们的感叹,为什么晋人的后代不能传承和再造先辈的辉煌?这句问话强调了结果而忽略的原因。应该问当年晋商为什么能够崛起辉煌?其实答案是显见的,除了晋人具有吃苦耐劳、精打细算的内因和资本主义萌芽社会环境的外因外,更重要的一点是得到了权力的庇护与支撑,正是权力阶层与资本阶层相互勾结,互利互惠,才打造出辉煌一时的晋商,当国家政策调整或体制转变,辉煌必然衰落。晋商是这样,徽商也是如此。望古观今,在权力过分集中,资源配置过分垄断的社会,在或大或小区域内树立起来了标杆典型,依然是权力支撑而堆积的彩色泡沫,尽管散发着耀眼的光晕,但随着社会变革的深入,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现昙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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