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一阁印象

上海出梅的这个周末，我来到了宁波。酷热难耐的天气，使我几乎没有四处走动的欲望。不过天一阁还是要去一次的，因为那是中国现存年代最早的私家藏书楼，也是亚洲现有最古老的图书馆和世界最早的三大家族图书馆之一，而我则是一个喜欢读点书的人，对对藏书楼、图书馆之类的馆所和文物总有一点隐隐的欢喜。

天一阁的正门
和日益现代化的城市道路和建筑相比，天一街就是一条不过100米长的“小巷”，如果不是有人引领，恐怕从大道上走过天一街口，也不会注意到小巷深处的天一阁的。尽管是酷热的初夏，仍然有很多的落叶飘落在天一街上，给这里增添了一份历史的凝重感。
天一阁藏书楼建于明嘉靖四十年至四十五年（公元1561—1566）之间，由当时退隐的兵部右侍郎范钦主持建造。范钦平生喜欢收集古代典籍，后又得到鄞县李氏万卷楼的残存藏书，存
范钦雕像
天一阁之名，取义于汉郑玄《易经注》中“天一生水”之说，因为火是藏书楼最大的祸患，而“天一生水”，可以以水克火，所以取名“天一阁”。书阁是硬山顶重楼式，楼上一大间，楼下成六间，楼前楼后有长廊相互沟通。为了防止火灾，又在楼前开凿了“天一池”。康熙四年（公元1665年），范钦的重孙范文光又绕池叠砌假山、修亭建桥、种花植草，使整个的楼阁及其周围初具江南私家园林的风貌。

藏书楼天一阁

天一池一角
余秋雨在《风雨天一阁》一文中写道：“只有书籍，才能让这么悠远的历史连成缆索，才能让这么庞大的人种产生凝聚，才能让这么广阔的土地长存文明的火种。”但是，谁又能承担得起保存好书籍、让历史得以传承和延续的重任呢？那些清贫的文人墨客不行，他们没有能力收藏更多的书籍并代代相传；皇家宫廷也有困难，每每改朝换代的时候，就是书籍和文化发生浩劫的时候。历史需要这样的人物：“这种人必得长期为官，有足够的资财可以搜集书籍；这种人为官又最好各地迁移，使他们有可能搜集到散落四处的版本；这种人必须有极高的文化素养，对各种书籍的价值有迅捷的敏感；这种人必须有清晰的管理头脑，从建藏书楼到设计书橱都有精明的考虑，从借阅规则到防火措施都有周密的安排，这种人还必须有超越时间的深入谋划，对如何使自己的后代把藏本保存下去有预先的构想。当这些苛刻的条件全都集于一身时，他才有可能成为古代中国的一名藏书家。”范钦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正是因为多种机缘聚集在一身，才造就了这名闻天下的天一阁。

楼门上的匾额
我非常赞同余秋雨的一个说法：天一阁藏书楼“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极端艰难、又极端悲怆的文化奇迹”。
这种艰难和悲怆首先表现在家族和后人的责任感上。有一个故事说的是80岁高龄的范钦在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把大儿子和二媳妇（二儿子已亡故）叫到跟前，安排遗产继承事项。他把遗产分成两分，一分是万两白银，一分是一楼藏书，让两房挑选。一边是立刻可以享用的白银，一边是不能变卖必须传承只有负担和责任的藏书，他的大儿子在选择了这些藏书的同时，难道不是选择了一种艰难和悲怆？
这种艰难和悲怆其次表现在藏书几百年的保管上。为了保管这些典籍，每一代的范家人都比上一代人制定了更加严格的藏书管理办法。比如“烟酒切忌登楼”、“代不分书，书不出阁”，还规定藏书柜门钥匙由子孙多房掌管，非各房齐集不得开锁，外姓人不得入阁，不得私自领亲友入阁，不得无故入阁，不得借书与外房他姓等等。嘉庆年间，宁波知府丘铁卿的内侄女钱绣艺是一个酷爱诗书的姑娘，一心想要登天一阁读点书，竟要知府作媒嫁给了范家。但她万万没有想到，当自己成了范家媳妇之后还是不能登楼，没有看到天一阁的任何一本书，郁郁而终。这些制度是那样的不近人情，是那样的无利可图，有的只是付出，精神的付出和财力的消耗。但也正是这种悲壮的付出，使得天一阁的图书得以传承下来。
这种艰难和悲怆还表现在社会的动乱和人的唯利是图上。天平天国运动波及宁波期间，天一阁保存那么多年的不少典籍被小偷偷去，当废纸论斤卖给造纸作坊。曾有一人出高价从作坊买去一批，却又遭大火焚毁。1914年，一个叫薛继渭的小偷，和上海的书商暗中勾结，几乎把天一阁的一半珍贵书籍给偷走，并逐渐出现在上海的书摊上。后来这些书籍大都被日本人的炮火所焚毁。
……

院内一景
天一阁能够延续到今天，真是一个文化奇迹。而创造这一奇迹的范家子孙，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敬仰。余秋雨说：“在文化信息密集，文化沟通便捷的现在，它的主要意义已不是以书籍的实际内容给社会以知识，而是作为一种古典文化事业的象征存在着，让人联想到中国文化保存和流传的艰辛历程，联想到一个古老民族对于文化的渴求是何等悲怆和神圣。”

东明草堂，天一阁建成之前范钦的藏书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