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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庆游记

三祖寺前话禅宗

  在中国的佛教历史中,禅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流派,在现今中国的寺庙,百分之九十都是禅宗。禅宗在中国不是最早的佛教,但却由弱到强,渐渐成了统治中国佛教文化思想的主流。
  佛经上记载:释伽牟尼佛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在座众僧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而只有大迦叶尊者明白佛的意思,望着佛会心一笑,佛立刻宣布:“我有正法眼藏,涅磐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嘱予大伽叶。”从此世间就有了禅宗。佛又云:“传到第二十八代之时,就要将大乘佛法传到震旦(中国)。”
  这第二十八代传人就是菩提达摩,菩提是“觉悟”,达摩是“法”,菩提达摩就是“使人觉悟的法”。达摩坐船到中国,于嵩山少林寺面壁七年,开创了中国禅宗的先河,禅宗祖师会运用各种教学方法,以求达到开悟的境界。其核心思想为:“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意指透过自身实践,从日常生活中直接掌握真理,最后达到真正认识自我。

  达摩找到传人慧可,于是仙逝而去;慧可又传僧璨,僧璨再传道信;道信传弘忍,弘忍传慧能。慧能最终打破一脉相传的惯例,传于两大弟子,青原行思和南岳怀让,两位大弟子又各自有不同的传人,从此禅宗在中国不是一枝独秀,而是百家争鸣,现存世上有“五家七宗”之说。禅宗一脉相传的惯例在印度传了二十八代,在中国传了六代,然后开枝散叶,变成纷呈的流派。
  在安徽潜山县凤形山上,有一处寺庙,原叫乾元禅寺,由南朝国师宝志禅师于公元505年所创建,梁武帝将其改名为“山谷寺”。隋朝初年,禅宗三祖僧璨来此处弘法,并传法于弟子道信,故而又名“三祖寺”。


  三祖僧璨于年轻的时候在路途中遇到了二祖慧可,他当时身上长满了疮,僧璨要求跟慧可修佛法,慧可说:“瞧你病得如此重,这么不清净,怎么可以学佛法呢?”僧璨很聪明,没有被二祖问倒,他说:“没错,我是一个有病的人,而你是一位和尚,难道我们的心有差别吗?”二祖慧可一听,感到此人有些来历,就收留他。僧璨学法很快,不久就能通达顿悟禅法的密意,于是,二祖慧可就传授衣钵于僧璨。

  隋开皇十二年(592),有位沙弥,名道信,十四岁,前来礼谒三祖僧璨大师。初礼三祖,道信禅师便问:“愿和尚慈悲,乞与解脱法门。”三祖反问道:“谁缚汝?”道信道:“无人缚。”三祖道:“何更求解脱乎(既然没有人捆绑你,那你还要求解脱干什么呢?不是多此一举吗)?”道信禅师闻言,当下大悟。

原来,我们所感到的束缚不在外面,而在我们的内心。束缚完全来自于我们自心的颠倒妄想,也就是分别、计度、执着,如果看破了这些妄想,知道它们来无所来,去无所去,当体即空,不再被它们所转,那我们当下就解脱了。内心不解脱,到哪儿都不会自在的。因此,解脱在心,不在外。

  在禅宗发展历史上,僧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禅宗初祖达摩在南朝时将禅法带到了中国,当时人们是遇而未信,至二祖慧可时,人们是信而未修,在三祖僧璨时是有信有修。他对禅宗的汉化改造发展,有几个明显的表现。
  其一,变面向达官显贵为面向下层群众。佛教初入中国,信仰接触者多为贵族,僧璨改变靠上层弘法的方略,变为在村夫野老中随缘化众;
  其二,变在都市城廓建寺院为在深山僻壤布道场;
  其三,变居住无常的“头陀行”为公开设坛传法;
  其四,变“不立文字”为著经传教。
  禅法初传,有“不立文字”之说,主张静坐安心渐悟法门。僧璨在公开弘法的同时,精心著述《信心铭》。《信心铭》以诗体写成,146句,四字一句,584字,从历史与现实,祖师与信徒、教义与修持的结合上,阐明义理,大开方便,应机施教。有人称《信心铭》是中国禅宗史上第一部经典,为禅宗以文字总结其修习经验开创了理论先河。

  禅宗作为佛教的一个支派,自达摩西土东来,二祖慧可断臂求法,传至僧璨,方使之中国化,畅行于世,成为汉传佛教中最具中国特色的宗派之一。
  觉寂塔——塔内藏有三祖立化后的舍利子。

 
  中国禅宗的禅法是一种文化理想,一种追求人生理想境界的独特修持方法,或者说是一种生命哲学,生活艺术,心灵超越法,而超越就是禅宗思想的本质,超越现实矛盾,生命痛苦,追求思想解放,心灵自由,是禅宗追求的最终理想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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