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玉-杀虎口-凉城　豫晋蒙陕自驾游十六

山西右玉自古为北方要塞，以长城为界与内蒙古凉城、和林格尔毗邻。春秋前这里属少数民族地区，秦置善元县；唐属云中县；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置定边卫；清雍正三年（1725）始称右玉县。

右玉有“塞上绿洲”之称，境内森林覆盖率近50%。G109国道右玉段路况很好，路边的秋色令人陶醉。

 右玉地处晋北黄土高原，地势南高北低，周围群山环抱，接近省界处已有苍凉的感觉。

 杀虎口古称参合口，唐朝为白狼关，宋朝叫牙狼关，明朝更名为杀胡口。康熙平定葛尔丹后经杀胡口凯旋，为安抚西北少数民族便改“胡”为“虎”成为杀虎口。杀虎口城关外有两座连体城堡：杀虎堡和平集堡，分别建于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和万历四十三年(1615)。隆庆五年(1571)明朝开始和蒙古通贡互市，古堡逐渐由兵堡转变成商贸重镇，“平集堡”之名就体现了这种转化。清朝是古堡的极盛时期，小城堡内商铺、作坊、客栈、庙宇应有尽有，有“小北京”之名。随着一代代走西口人将农耕文化带到蒙古，那里渐渐自给自足，边贸下降，杀虎口逐渐衰落。下午游完云岗石窟，到杀虎口天已渐黑，拍了几张照片后继续前进。

 作为中原与蒙古、新疆、俄国贸易的必经之路，杀虎口是历史上重要的税卡，到清末年关税还有13万两之多。杀虎口是晋商的发源地和主通道，盛极一时的“大盛魁”商号就发祥于此（见附注）。“走西口”的西口就指杀虎口，出自“东有张家口，西有杀虎口”之说，后来才泛指出长城西部各口去内蒙古西部各地。

 作为晋蒙两省区的天然通道，关内人去蒙古必须经杀虎口出关。清初长期的战争造成长城以内生产的极大破坏，大批破产农民冒禁私越长城，或向蒙民租地垦种，或入大漠私垦，形成“走西口”的迁徙群体。明末林丹汗兵祸后，土默特王为补充丁口破例不分民族纳丁编佐，山陕流民纷纷加入蒙籍。随着破产农民的不断流入， “走西口”人逐渐由土默特向西至阿拉善、额济纳等旗，致解放前仍延续不断。出杀虎口长城便是下面的路牌，全家下车，我们欢呼爱车首次进入内蒙古。

 杀虎口东依塘子山，西傍大堡山，两山间形成一条3300米的狭长走廊。“杀虎口乃直北之要冲也，扼三关而控五原，自古称为险要”，这里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沿省道前进不久有一个山谷叉路：向左去和林格尔，右转经下面的山谷前行42公里可到凉城。此时已经明月当空，沿途再没碰到其它车辆，心里有种毛毛的感觉。当年这里可是最令商帮胆战心惊的地方，呵呵！

 内蒙古凉城县位于大青山南麓，南以长城为界与山西左云、右玉毗邻，西接和林格尔、呼和浩特。这里汉属雁门郡，北魏设凉城郡，金、元时属宣宁县，明改宣德卫，清乾隆十五年(1750)设宁远厅，1914年因与湖南宁远县同名而改名凉城县。凉城四周环山，中为岱海，境内河流分属岱海、黄河、永定河三大水系。岱海面积约165平方公里，是内蒙古仅次于呼伦湖和达里诺尔的三大内陆湖之一。我将在下篇介绍风景优美的岱海。

 凉城历史文化悠久，山水秀丽多姿，有“翠涌群峰塞外两山秀，帆扬岱海边陲一湖清”之称。凉城6000年前就有人类生活，境内有龙山文化早期的老虎山、园子沟遗址和仰韶文化晚期的王墓山遗址。园子沟遗址在岱海北岸的公路边，自1986年发掘以来已出土数百件磨制石器及各种陶制的生活用具。遗址入口有白色古城式外墙的岱海文化苑，进去空无一人，估计只在旅游旺季营业。下面淤泥滩古城遗址是辽代宣德县、金元时的宣宁县治地，岁月沧桑，唯剩夯土堆而已。

 凉城有座花木兰雕像，开始以为这里是木兰的故乡，查资料发现商丘虞城县已被确认为“中国木兰之乡”。花木兰事迹正史记载不详，其生卒年份和故里原来有很大的争议。民间一说发生于北魏太武帝年间北魏破柔然之战，这可能就是凉城有此雕像的原因。

 游完岱海，我们西行去和林格尔，准备经偏关或鄂尔多斯去陕北。沿途路况很好，下面叉道距呼和浩特仅68公里，时间原因我们没舍得去，这次旅行时间实在紧张了些！

 公路边树木郁郁葱葱

 凉城地处黄土高原东北边缘，沿途仍以农业为主，纯粹的草原不多。十月初凉城秋色浓郁。

 黄土高原总是沟壑密布

PS：大盛魁商号

大盛魁商号是清代山西人开办的对蒙贸易的最大商号，极盛时有员工六七千人，商队骆驼近二万头，活动地区包括喀尔喀四大部、科布多（蒙古国西部与俄罗斯边境）、乌里雅苏台（蒙古国西部城市）、库伦（乌兰巴托）、恰克图（蒙俄边界）、内蒙各盟旗，新疆乌鲁木齐、库车、伊犁，和俄国西伯利亚、莫斯科等地，几乎垄断了蒙古牧区市场，蒙古的王公贵族及牧民大多是它的债务人。

 17世纪末康熙亲征噶尔丹时组织了大批随军商队以保证军需物资供应。这种随军贸易虽随着战争的胜利而结束，一些汉族商人却继续利用驿路和驿站与蒙古从事贸易。（清代驿站对民间过路商队有保护职责和义务，为民间商业发展提供了便利。）费扬古部队驻防杀虎口时，大盛魁创始人王相卿、张杰和史大学等在军队中当厨夫或杂役，要为军队采购一些生活日用品。他们为此经常出入边关集市，逐渐懂得了蒙古人的礼仪、生活习惯，以及相互交易的方法。费扬古部队进驻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时，他们继续做随营贸易。不久，以上述三人为主体在杀虎口开为了合伙的商号，称为“吉盛堂”，康熙末年改名为“大盛魁”。

 征噶尔丹后，清朝在乌里雅苏台、科布多驻有重兵，前者更是清朝统治外蒙的军事、政治中心，驻有大量军政人员。大盛魁初期的总号就设在乌里雅苏台，后迁驻归化城。随着清朝对外蒙统治的加强，大盛魁为清朝军政服务的范围更为广泛。除清朝大员和各部门军需供应外，外蒙王公向北京纳贡等活动也由大盛魁协助，并通过高利贷贷给所需的费用。乾隆末至嘉庆初，清政府把外蒙的税收也包给大盛魁。

 嘉庆八年（1803）清廷诏令派驻外蒙的将军、参赞、办事大臣等官员，会同外蒙王公严查旅蒙商的经商票照，且每年检查一次。在乌里雅苏台、库伦、科布多、恰克图等外蒙各地贸易的旅蒙商很多因票照不全被驱逐出境，有的还受到罚款和没收货物的处分。大盛魁由于和清廷派驻外蒙的军政大员、军队和王公贵族关系密切，不仅没被驱逐出境，反而得到了一个大发展的机会。它以极低的价钱接收了那些被驱逐的旅蒙商号的铺底和货物，并接受了他们多年来在外蒙的贸易关系。清朝政府没收的货物也以廉价赊给大盛魁，使之又得到了巨大的好处。道光年间，清政府把征收驿站的费用也包给大盛魁，它的业务更加发展。咸丰以后，大盛魁已经形成一个自成体系的、庞大的商业网，成为外蒙古市场上垄断性的大商号。 

 清末，由于沙俄在我国蒙古、新疆和东北地区侵略活动的不断扩大，大盛魁的营业受之影响日见萧条。后来俄国革命成功，外蒙古独立，大盛魁又丧失了这两个地方的商业资本和市场。再加上后期用人不当，大盛魁商号最终在1929年宣告倒闭，结束了它雄踞塞北二百余年的辉煌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