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略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走进岳麓书院

    来到长沙，岳麓书院是必定要去的。书院坐落在岳麓山东面的山脚下，以山得名，前临湘水，后枕岳麓山，四周林木荫翳，环境幽静雅致。岳麓书院是宋代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建于北宋开宝九年（公元976年），著名理学家张轼曾到书院主持讲事，朱熹也曾在此讲学。清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改为高等学堂，1925年改称为湖南大学。

    来到岳麓书院，但见大门的对联写着“惟楚有才，于斯为盛”，向世人彰显着岳麓书院在三湘大地上的显赫地位。进到院内，讲堂、半学斋、教学斋、百泉轩、御书楼、湘水校经堂、文庙等互相连接，合为整体，完整地展现了中国古代书院建筑的恢弘气势。

    书院正中的讲堂悬挂着乾隆皇帝手书的“道南正脉”匾。书院内还保存大量的碑匾文物，如唐代书法家李邕撰文并书写的“麓山寺碑”，有“三绝”之称；有明刻宋真宗手书“岳麓书院”石碑坊、“程子四箴碑”、清代御匾“学达性天”等。细细品去，可以看出，岳麓书院的建筑，既不同于官府园林的肃重，也不同于私家园林的讨巧，而是典雅朴实，反映出一种士文化的精神。

    沿山道行至岳麓山入口，前行不远就能看到有名的爱晚亭了，“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可惜没有看到如火的红叶。拾级而上，满眼的绿意和清新的空气，遗憾的是，没有上到半山的麓山寺，去领略那一份出世的安逸。

    穿行于岳麓书院内讲堂、书楼和庙宇之间，凝神品味，分明能看到从朱熹、张栻、王阳明、王船山、魏源直到谭嗣同、陈天华、黄兴这些来自岳麓书院的知识分子的身影，他们的言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士——中国知识群体的精神历程和人生价值取向。

     中国的知识分子讲究经世致用，所以，读书不是目的，目的是把书读好后做官；所以，修身、治家都不是目的，目的是为了齐国平天下。岳麓书院的学子也继承了这种精神，曾国藩就是一个典型，这位饱读经史的知识分子，在太平天国烽烟席卷大江南北的时候出山了，练湘军，战洪扬，终于挽救了垂死的大清王朝。而岳麓书院山长贺长龄和魏源主持编撰的《皇朝经世文编》，更是成为推动晚清经世致用学风进一步发展的重要著作。

    中国的知识分子讲究要承担“为天地立心，为人民立命”的社会责任，总是表现出关怀现实政治、力图康济时艰的强烈愿望，当国家发生社会剧变时，这种责任意识就表现得尤为强烈。所以，在中国近代每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岳麓书院的知识群体总是走在时代的前沿，在中国近代史上发出耀眼的光彩。魏源倡言“师夷长技”，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等人实践“师夷长技”，湘军头领创办近代军事工业、近代学校，成了中国近代化运动的第一个阶段——洋务运动的领袖人物。

    中国的知识分子讲究要承担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历史使命，一部中国思想学术史，从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到宋代理学、明代心学、明清实学、乾嘉汉学，处处可见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创新成就。而在自宋至近代的文化变革中则不时地可以看到岳麓书院学子的身影。著名理学家朱熹、张栻、真德秀在岳麓书院的讲学，使这里成了宋代著名的四大理学基地之一；王阳明及其弟子们纷纷来岳麓书院，使这里成了明中叶心学思潮的重要学术基地；王船山以“六经责我开生面”的文化使命感，倡导了一系列新的思想观念和文化精神，代表着中国明清实学的最高思想理论水平……直到近代，谭嗣同、陈天华等倡导的新思想、新文化，为推动中国的君主立宪制度、民主共和制度的建立作出了贡献。与这场制度文化近代化过程相一致，湖南的维新运动也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涌现出一代辛亥革命的豪杰。

   徜徉在岳麓书院清雅的意境中，感受书院深邃的文化底蕴，领略中国知识群体的心理脉络与精神历程，似乎让人明白了该怎样做一个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