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印象---感受遵义

不知是否因为太阳难得一见才取了“贵阳”这个名字，来此三天了也没看见那红红的日头，天总是阴沉沉、雾蒙蒙的，小雨淅沥不断。导游小骆讲：“我们当地有一句俗语‘四川的太阳，云南的风，贵州下雨如过冬’，贵州本来海拔就高，遇到雨天气就更加寒冷。”要说摄氏十二、三度对于我们北方人来说还不算冷，大家又都穿着秋衣类的服装。但对于我们这些摄影爱好者，缺少了蓝天白云，拍出的片子肯定就会缺乏色彩与生动，因此大家都热切地盼望着晴朗的天气，让我们能一睹高原的风采。

从今天开始我们就进入考察阶段。第一站，我们奔向了贵阳以北150公里的遵义。

遵义，在中国革命史上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地方，当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工农红军几经挫折，面临失败的时候，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我党我军的领导地位，因此人们称这里为“领袖崛起的地方”。导游小骆讲到：“毛泽东的一生遇到两条xiānɡ江，湖南的湘江是养育他的地方，而贵州遵义的香江则是他崛起的地方，这两条江流都是他的福地。”虽然听起来有些迷信色彩，但人的一生充满变数，沟沟坎坎、机缘巧合，谁又能说得清楚呢？

十六日晚我们到达遵义，饭后没什么事，三、五人一伙逛街。正如小骆所说：“遵义虽然比贵阳小一些，但这里环境优美、街道整洁，是一座宜居的城市，也是游客们喜欢的城市。”我们看到此地街景与贵阳相似，一样的高楼大厦、一样的车水马龙。想当年，红军长征到达遵义时，这里只不过是一个有着三万人口的镇子。七十年光阴荏苒，遵义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变成了贵州省第二大城市，经济迅猛发展、人口逾百万！眼前的繁荣景象，怎能不令人感到振奋和骄傲呢？

我们踏上了一条商业步行街，一条石板铺就的小路，两边店铺琳琅满目，以经营服装、鞋子为主，都是些名牌产品，“迈克”“李宁”“361度”等等。本人出生于六十年代初，经历过艰难困苦，习惯于节俭度日，不大喜欢追时髦，因此知道的品牌极少。我看到服装、鞋的做工、质地都还不错，当然了价格也不便宜，跟北京差不多。小骆说过：“贵阳是全国消费水平最高的城市，这里说的‘最高’并非人们每年用于消费的钱多于上海、北京等城市，而是因为这里人们的收入较低、物价相对较高，消费占收入的比例偏高。”

（二）

早晨，冒着浠沥沥的小雨我们开始参观遵义会议会址。1935年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此召开扩大会议，目的是为了纠正王明“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挽救红军和中国革命的危机。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博古、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扩大参加者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主要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列席的有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代表李德及翻译伍修权也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最迫切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首先，博古作了关于五次反“围剿”的报告，极力为“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辩解。接着，周恩来作了副报告，主要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战略战术及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对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左”倾教条主义者在军事上犯的一系列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判，逐一批驳了博古在总结报告中的错误观点，正确地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经过三天的讨论，会议委托张闻天根据毛泽东发言的内容，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并随后由政治局正式通过。决议明确指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以及退出苏区后遭到的严重损失，其主要原因是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肯定了毛泽东等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从而对党内在军事问题上的一场争论作了明确的结论。会议决定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随后，根据会议精神，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在此之后的行军途中，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统一指挥红军的行动。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从而在极端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历史学家称：“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列主义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是中共从幼年的党走上成熟的党的重要标志。”

此时我身临曾经召开过如此重要会议的会址，虽然七十年前的炮火烽烟、生死悠关早已远去，但看到了当年的一些布置、物件，还难免引起我的沉思、令人心潮起伏。会址的主体建筑是一个两层灰砖瓦小楼，看起来气派而别具一格，当初这里曾是贵州军阀一个师长的府邸。在导游的引领下，我们由下往上游览，先后看到了参加会议的红军领导人的住所。在彭德怀和杨尚昆的住处，我看到由两条长凳和一个块木板临时搭起的床，墙壁上还挂着油伞、草鞋、斗笠，朱德、周恩来的房间也十分俭朴，看得出当年的中国革命何等艰难。我还看到了当年召开中共中央扩大会议的会场，十几把椅子马蹄型摆放，布置简陋、灯光昏暗，想当年一场关系到中国革命命运的会议就在这里发生，当是怎样的一场剑拔弩张、唇枪舌剑啊！

旧址右侧，跨过一个玲珑剔透的小花园，有一处“遵义会议纪念馆”，里面珍藏了许多历史文物，并用电影、电视、实物、图片、雕塑等多种形式，具体展现了遵义会议前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央红军面临的形势及经历的重要事件。展览生动感人，让我印象深刻。比如：毛泽东重获红军领导权后，指挥红军四渡赤水，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以及地方军阀的围追堵截。电视屏幕上有一段精彩的战争动态演示：红色箭头代表红军，蓝色箭头代表国民党军队，开始时红色箭头处在蓝色箭头包围之中，红色箭头围绕赤水河一番穿插跳动，蓝色箭头紧紧跟随，而最后红军成功跳出重围，把国民党军队甩在身后。这一形象的场景再现，引得人群发出哈哈的笑声，人们对毛泽东用兵如神敬佩不矣！我想：如果我党历史上没有毛泽东这样杰出的领袖，恐怕中国革命的成功还不知要等到哪一天呢？大型铜塑“长征”，长十余米、高近三米，红军战士们有的牵着战马、有的背着行军锅、有的互相搀扶，面对茫茫草海，他们万众一心、同心同德、奋勇前进，每个人的脸上都充满着果敢刚毅的神情。

虽然我们是参加“中小学地方课程、校本课程建设工作研讨会”的，但我们在“遵义会议纪念馆”中所受到的教育是最深刻的，它让我们再次认识到中国革命的胜利来之不易，我们要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永远铭记那些为革命事业献身的英烈们。

（三）

走出遵义会议会址后门，我们又来到“博古、李德旧居”。这是一幢木结构前后两进、上下两层的走马转角楼，石灰粉墙、小青瓦、悬山顶，具有典型的黔北民居建筑特点。遵义会议期间博古、李德暂居于此。

博古原名秦邦宪，1933年初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因当时王明在苏联参加共产国际会议，博古就成为中共中央的实际领导人。他在第五次“围剿”中依靠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负责军事指挥，推行“左”倾教条主义、冒险主义，致使第五次“围剿”遭受失败。1946年2月博古赴重庆参加政协会议宪法草案审议工作，4月8日返回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年仅39岁。

李德，原名奥托&8226;布劳恩，德国慕尼黑人。他是参加长征的唯一西方人，且因为出席过遵义会议而蜚声全球。李德受共产国际派遣，历经艰险从上海到达瑞金。这时正值国民党军队对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秦邦宪不懂军事，完全依靠他负责军事指挥，而李德对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一无所知；他们放弃前几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主张“御敌于国门之”，以堡垒对堡垒和“短促突击”战术来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同装备优良的国民党军队拼消耗。致使根据地越打越小，红军越打越少。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

遵义会议上李德成了从矢之的，与会同志列举大量事实，对他的错误指挥和粗暴作风进行了无情揭露与尖锐批评。会议最后决定取消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对此，他口头上拒不承认错误，但对同志们所摆的事实和讲的道理，开始有所感悟。会议结束后，他要求到红一军团去，以便“能够在前线的直接实践中更好地认识毛泽东所强调的中国内战的特殊性。”

遵义会议之后的1935年9月，红四方面军参谋长、红军大学教育长李特按张国焘命令，要把“红大”中的四方面军同志带走，不准再北上抗日。李德当即用俄语对李特说：“不许胡闹”，还再三说明北上抗日是党中央决定的正确方针，不经毛泽东同意，任何人不得擅自把部队拉走，并要拉李特去见毛泽东，两人推推桑桑 ，吵个不停。长征途中爆发的这场“二李之争”，给许多红军指战员留下了深刻印象。

李德在遵义会议上被取消军事指挥权，但在张国焘企图分裂红军的紧急时刻，能挺身而出，旗帜鲜明地支持中央北上方针，他顾全大局、不计个人恩怨，还是难能可贵的。

1939年秋，中共中央决定让李德返回苏联。1954年，李德回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从事翻译工作，后任作家协会书记，写有《中国纪事1932-1939》一书。让我觉得有意思的事是：当李德回忆遵义会议之时，他仍然耿耿于怀，说毛泽东上窜下跳，到各军团指挥员中，无非就是要取得众人的支持夺取军队的指挥权，李德对毛的做法很不以为然。李德还说：在遵义会议上，自己一说话，毛就站起来反对，还有一些指挥员跟着响应，令自己很难堪。这些话虽然只是个人观点，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斗争之激烈程度。我倒觉得，李德虽然指挥能力欠缺，不足于担当大任，但却不失为一个正直的人。这就是“小义”和“大义”的区别！

随后，我们又走进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旧址。1935年苏维埃国家银行驻遵义期间，组织发行过苏区纸币。纸币有：壹圆银币券（1934年版），伍角银元辅币券（1933年版），贰角银币券（1934年版），壹角银币券，伍分银币券。同时，还发行一些贰角银质辅币。在墙上悬挂的厨窗中，展示着这些钱币的样张，虽然看来有些简单、古旧，但经过战争的洗礼、岁月的考验，它们又是那样的弥足珍贵。

中庭里，矗立着苏区财政部部长林伯渠和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的塑像。1931年11月2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筹建国家银行并委派毛泽民任行长。自此，在中央苏区逐渐形成了一个完整、独立的崭新的金融体系，成为根据地经济的重要支柱，在反对国民党军“围剿”战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1934年10月中旬，国家银行的14位同志编入军委直属纵队15大队，几百人轮流着一百多副担子，抬着黄金、白银、银元和印票子的纸张、机器、由一个连护卫着开始踏上漫漫长征路。1935年1月初，红军攻占遵义后，为了给予作战部队充分的后勤保障，中央决定成立没收征发委员会，林伯渠任主任，毛泽民任副主任。

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当初虽然很简陋、很渺小，却为中国革命做出了突出贡献，有了它才有今天的中国银行、工商银行、中国人民银行等等财经巨头。从这一点说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无愧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的鼻祖，故此它又是那样的伟大。

“喝水不忘挖井人”，让我们记住毛泽民、林伯渠等先辈们为中国革命立下的丰功伟绩！

在遵义，我们还参观了红军总部、毛泽东等人的旧居、红军烈士陵园……，我们这些生活在和平时期，享受着安逸幸福生活的人们，亲身感受到战争岁月的艰辛，感受到无产阶级革命家们“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革命精神，体验到他们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和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使我们倍受鞭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