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过街楼之二：门头沟燕家台过街楼

过街楼建于1952年。解放后美化村落，村里人觉得村口要有个门面，便设计建造了这座仿古建筑。过街楼有墙体，有券门，门额上隶书“燕家台”三个金色大字，上建四柱门楼。远看过街楼，红墙灰瓦，古朴典雅，格局形制很有明代城楼的韵味，能有这种设计水平，对一个村落已经很是不易了。

这个坐落在龙门涧大峡谷的西边的小村子叫“燕家台”，可是这个村子里没有姓燕的，为什么呢？

传说，在东龙门涧（现大峡谷）有一个黑龙潭；在西龙门涧（现鬼谷）有一个青龙潭。而这个村子在东、西龙门涧之间的平台上，因此叫“二龙台”。这就是所谓“前有赵山（燕赵山脉）、后有靠山（小村背靠大山）、东西两涧汇合村前的二龙台。这里风景秀美如画，名字响亮，多少年来二龙台的村民就在这里繁衍生息。

到了明朝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决定迁都北京，派礼部尚书祖岗和江湖术士廖均卿等人在北京周边地区踩点选取皇陵。廖均卿是何许人也？廖均卿是风水大家，深得朱棣的赏识。他是受命于礼部，为明朝选陵。他于永乐五年（1407）十二月奉命进京卜选陵地，曾到过京西二龙台、潭柘寺、玉泉山、香山，及怀柔红螺山等地。

廖均卿考察过二龙台，已经说明地势之好：群山环抱，燕家台正在半山坡的高台上，背倚高山，坐北朝南，东龙门涧、西龙门涧两股溪水从两边绕过，像两条长龙交汇于村口，再流向清水河，这样的地理环境正和卜选的条件，而且山势壮观，风景优美，可以说是一块风水宝地，名字又好，决定将此地做为皇陵的候选地。二龙台的人们听说这个消息后，极为恐慌。如果这里成为皇陵，二龙台的人们就要迁到别处居住。故土难离，谁也不愿意搬家，于是村里的长者商量了七天七夜．决定将二龙台改名为“燕家台”，取“燕家”是“晏驾”的谐音，过去皇帝都迷信，未曾建陵，先晏驾．他会觉得不吉利说不定会改变主意。于是人们树起了“燕家台”的大牌子，并派口齿流利的人把住通往北京城的各路口，凡有打听二龙台的人，都告诉他们“这里没有二龙台，只有燕家台”。果然，后来明成祖朱棣在选皇陵时否定了“燕家台”，而决定在昌平天寿山建皇陵。朱棣死后，葬在了昌平的十三陵，燕家台人得以从此安居乐业。而“二龙台”从那时也改名称为“燕家台”了。

燕家台是个古老的地方。作为地名，较早的文字记载是元人熊梦祥的《析津志辑轶》：“龙门，门在宛平县燕家台天津岭，上名九山，下有潭，祈雨必应。先于遇仙观居止，次可至潭所。”《重修通仙观碑铭并序》的碑文上也记载了此地“俗呼为燕台焉”，且这里“又当南北往来之冲”，是商旅行人的交通要道。1981年的时候，在附近出土了百余枚贝币，分大、中、小三种，经中科院考古所专家鉴定为商代物品。谁把贝币放在这里，是久居还是路过，至今也是个谜。可以推断，先民到过这里。

到了明代，北方战事频仍，这里更成了军事要地。尤其是嘉靖年间，在这一带建起了内长城——居庸关、紫荆关、倒马关，俗称为“内三关”。设立了两条防线，其中一条在沿河口、燕家台、小龙门、紫荆关一线。现在，沿河口依然可以看到敌楼。黄草梁还存有明代隆庆五年到万历二年（1571—1574）修建的“七座楼”，虽说墙体砖石狼藉，而雄风犹存。这一带地势险要，古道上多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处，若有疏忽，敌人则会蜿蜒而入。

燕家台位于古道的十字路口，西至梨园岭，东至天津关——是塞外通往京城一条隐蔽小路。当年金人有一路人马就是通过这条古道，出奇兵率先攻入京都，大破辽军），北通塞外，南达斋堂，所以明代曾称这里为燕台驿。燕家台设有指挥机构，下辖恶峪涧、车根、老字口三处关口，城墙残存着墙基。燕家台村后北山根的“关上”就是当年衙门所在地。村里还保持着“衙门”“校场”“灯场”等旧时称谓。

现在村里很多人是明代官兵的后裔。比如陈姓就是戍边时来的兄弟三人，至今已历经十代。此外还有清代迁来的村民。村里的姓氏主要有陈高李史等。清代《光绪顺天府志》中已明确把燕家台放在村镇类中，那时应该很有规模了。村里在清代出了两位秀才；赵元恒和陈万全。现在赵秀才的后人住在167号院，陈秀才家在179号院。

燕家台村，秀美的山村养育了勤劳、朴实的人民同时孕育了浑厚、纯朴的民间文化。这里的人们热情、善良，过去这里虽是一个只有百十户人家的小山村，但在革命战争年代就出现了22位烈士和许多英雄人物，当代作家丁玲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书中塑造了一位武工队队长赵大栓，这个人物的原形就是以燕家台前任党支部书记赵永成同志，此人1米80的大个，儒雅英俊，风度翩翩。出枪快，枪法也准，有“快枪赵”的美名，事迹曾被抗日报纸《黎明报》报道。解放战争中，著名作家丁玲到怀来、涿鹿一带搞土地改革，来到这里，与赵永成等人共同生活战斗过几个月。他形象深深印在丁玲的脑海中，塑造为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主人公——张裕民。丁玲与赵永成，与燕家台结下不解之缘，去世前一年，还专程到燕家台看望了阔别多年的赵永成。

解放以后，上级领导给过几次升迁的机会，赵永成都拒绝了。他留在了燕家台，一心搞建设：种麦子，种果树，修公路，引水上台，村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村边烈士陵园中，他塑像下镌刻着铭文：“赵永成（1915—1994），党员，任县游击队大队长，胜利后领导两县土改，建国后对家乡建设有突出贡献。”村里老人至今深深怀念着这位“大队长”。正如丁玲所言，他已成为村民心中了不起的英雄。 丁玲在1979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重印说明上写道：“我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就得进入书中人物的内心，为写他们而走进各种各样的生活。这些人物却又扎根在我的心中，成为我心中常常不能与我分开的人物。”“我爱这群人，爱这段生活，我要把他们真实地留在纸上，留给读我书的人。我不愿把张裕民写成一无缺点的英雄……他们可以逐渐成为了不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