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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陵,对我来说,也算是“故地重游”了。这个景,若不挖掘地下的内容,仅仅地表,可看性不多。因此,所有团队,在此间逗留至多也不过个把钟头。这次来再,我之所以自搭班车,而不随团,无非是想,到乾陵去,不受时限,走一走,坐一坐,想想事,发发呆。不过,原以为在乾陵大门口能吃个中饭,垫垫肚子,不料,陵内陵外,除了卖手工布艺的,就只有卖矿泉水的,连一块饼干也不见。我只好饿着肚子,到此一游,算是虔诚了。 进入乾陵景点的门,不是正门,而是东边的侧门。我们斜刺里由东往西的插进去,拦腰踏上司马道,往北转向:近景,左手述圣记碑,右手无字碑;远景,坐北朝南的梁山主峰,扑面 乾陵选址,究竟是唐高宗李治定的?抑或其妻,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帝武则天定的?真的难说。就造陵的地势而论,这座位于八百里秦川腹地、陕西渭北的梁山,无与伦比。梁山统共三峰,主峰高踞在北上,两座次峰匍匐于南下,一道宽阔的司马道,从主峰的半腰,浩浩荡荡而下,穿过两山之间,徐徐降地。我的问题有二:其一,如此陵地,后代君王不选,皆因被李治占先,不足为奇,而先于唐朝,同在西北的秦始皇不选,甚是可惜,比之临潼骊山那个封土堆,梁山可是“历代诸皇陵之冠”呀;其二,为秦始皇建陵选址的人,若根本没有到过梁山,也就罢了,若来而不选,那必是因为北高南低山势犹如一位“新浴后的少妇,披着长发,头北足南,仰面躺在蓝天白云之下”的缘故,难道李治为自己选陵,优先考虑的却是在他身后成为女皇的太太不成? 走走,看看,想想,不觉已到无字碑之前。 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第一次看无字碑,抓耳挠腮地想,武则天为什么就不肯留字?这次再看,对是否留字,已觉得正常得不能再正常了。毛泽东死时,盖棺定论的核心,即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用不着等一千年,也只十年之后,邓小平改革开放,“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从颂扬蜕变成了可恶。一个女人,做了皇帝,还是什么都不说的好,毕竟,这是中国啊,天可以不变,道不可以不变呀! 再看述圣记碑,那七块石头,只觉得委屈,李治把它们放在哪里不好?偏偏放到梁山,而且是男右女左的放!这个待遇,与薛怀义及二张兄弟相比,也好不到哪里去呀! 梁山的海拔,仅为1047.9的高度,却因四周“水落石出”的原因,颇有些“一些览众山小”的傲慢。我既饿且累,一屁股坐在顶峰的山石上,不禁有些惭愧。作为后来人,何必深究古人的私隐?怪无聊的。这样想,心胸随眼界而开阔,似有了“天下”的感觉。 帝王眼中之所以有“天下”,皆因其至上而下的视野。踞上梁山之巅,苍穹之下,极目,东望九嵕所在,群山忐忑;南眺太白终南,峰回路转;北有五峰且遥相呼应;西接翠屏更层峦叠嶂。收眼,脚下梁山三峦此起彼伏,主峰苍润高峻,泔河环其东,漠水绕其西,林木葱茏,古柏参天,雅致肃穆。若不到这个层面上,为“庶人”者,要想“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岂不苛求? 曾读过陕西作家陈忠实的大作《白鹿原》,平民百姓们眼中的世界,那叫“原上”。何为“原上”?当时不能理解,如今登高再看,人民眼里,装着的不就是属于自己的那一小小土地?所以,它要被称为“原(地)上”啊! “天下”,是君王的“天下”;“原上”,是庶民的“原上”。两者之间,虽互为依存,却极难协调。君王要得多,庶民便得少。少而尚能裹腹也罢,少而不能裹腹,便“天下大乱”。中国两千年封建史至今,“天下”与“原上”杀戮抢夺,和谐社会又有几天? 说到历史,就如眼前这司马道,从无字碑上被后人刻上的字,到没了头的六十一蕃臣,以及残损的石人石马,哪一段是真实和完整的呢?是啊,在中国的土地上,前人留下的,后人看见的,从来就没有真实和完整的东西! 我没有沿原路返回,而是从司马道直下。 这本是一条大道,但却空无一人。 我独自拾阶而落,腹中空空的,心里静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