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城怀古

 对中国历史稍有熟悉的人们可能都有所了解，中世纪崛起于大草原的蒙古铁骑，裹挟着有“上帝之鞭”之称的威风横扫亚欧，所到之处无不披靡。然而，在中国的四川却有一个让“上帝折鞭处”的地方，这就是位于重庆合川的钓鱼城。

     钓鱼城，位于合川市合阳镇嘉陵江南岸钓鱼山上，占地2.5平方千米。山上有一块平整巨石，传说有一巨神于此钓嘉陵江中之鱼，以解一方百姓饥馑，山由此得名。

远眺钓鱼城（翻拍）

     早在唐代，合州名僧石头和尚便在山上创建了护国寺的悬空卧佛、千佛石窟等摩崖造像，成为附近民众朝拜修佛的道场。千佛崖、悬空卧佛等佛教雕像，以及寺院和袅袅不绝的香火，见证了那个时期的祥和。

千佛崖：刻于晚唐时期，摩崖高4米、宽7.3米，窟中趺佛造像分37行排列，共计佛像2775尊。每尊佛像通高12厘米、肩宽7厘米，赤足坐于莲花台上。

悬空卧佛：创作于晚唐时期，就一尊悬空的崖壁凿成，身长11米、肩宽2.2米，着双领下垂袈裟，头为高肉髻，两耳间距1.8米，赤足，双脚宽1.2米。该造像凭虚而卧，端庄慈祥，情态自然，是一幅比例匀称、雕凿精细的石刻珍品。

三圣岩造像：为清道光23年（公元1843年）由护国、白塔两寺住持及众门徒捐资刻造的。正中是阿弥陀佛、左右分坐观世音、大势至菩萨。

佛教石刻龛窟

飞来寺

     到了南宋末年，形势大为逆转，曾是佛门静地的钓鱼城，成了阻击蒙古大军南下的战场。一个地处四川偏陲的小小山城，究竟为何会让蒙古大军如此重视且久攻不下，还令蒙古大汗－－蒙哥殒没于此？这还得从南宋末年的历史背景，以及钓鱼城所处的地理环境来说。

     南宋晚期，世界格局发生变化，能征善战的蒙古人兵分三路，横扫欧亚大陆。与此同时，一支蒙古军队一路南下，先后消灭了西夏和金国，兵锋直指有着“天府之国”美称的四川，南宋王朝危在旦夕。

     在宋代，巴蜀地区社会比较安定，经济发展迅猛，曾以“扬一益二”驰名宇内。到南宋时期，四川仍是南宋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为南宋的重要财赋供应基地。切断南宋的经济命脉，占有四川丰富的财力物力，对于蒙古汗国来说有着巨大的诱惑力。且四川地处长江上游，为南宋战略大后方，故有“西门”、“后户”之称。蒙古军队一旦占领四川，即可顺长江而下，长江天险将不复存在，南宋的半壁河山就完全暴露于蒙古的兵锋之下。假设蒙古军队置四川于不顾，集中兵力直捣江南，四川无疑将以人力、物力、和财力巩固其防御，并使进攻南宋的蒙古军腹背受敌，这样蒙古灭亡南宋的企图就不可能实现。鉴于四川重要的战略地位，蒙古军队将其作为了首先进攻的重点地区。

     公元1236年至1241年，四川先后遭到蒙古军队的数次进攻，被陷破的州城多达54个，仅泸（州）、果（州）、合（州）数州仅存。大门洞开的四川岌岌可危，直接关系到南宋的存亡。南宋淳祐二年（公元1242年），宋理宗为解四川之危，授任卓越的军事家余玠为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府，住持四川防务。

     钓鱼城所处的钓鱼山屹立于嘉陵江南岸，海拔391米。其山当嘉陵江、渠江、涪江之口，三面环水，形似半岛。嘉陵江与附近这些的江流，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钳形江流，俨然一道不可逾越的天堑。

钓鱼城与嘉陵江

     余玠到任后广招人才、礼贤下士，纳冉琎、冉璞二兄弟之策，筑城钓鱼山、迁合州于钓鱼城内，拉开了钓鱼城36年抗击蒙古大军入侵的辉煌序幕。余玠在二冉修筑钓鱼城的同时，遍令诸郡据险筑城，两年中筑城20余座，初步建立了“以山为点，以江为线，点线结合，网状分布”的四川山城防御体系。钓鱼城控扼三江，遂为整个防御体系的“网上之纲”。

     南宋宝祐二年（公元1254年）七月，战功卓著的王坚成为钓鱼城主将。他组织军民构筑内城防线，新建水军码头。此时的钓鱼城，已是城围6.5公里，城内面积2.平方公里，防御工事坚固、后勤系统完备、聚众10余万的军事重镇。

城南水军码头，是钓鱼城纵向延伸的江防要塞，是钓鱼城守军的军港和造船基地。水军码头的建成，将钓鱼城山地防御与嘉陵江江上防御紧密联系起来，起到了控扼嘉陵、沟通三江沿线抗战据点联系的重要作用。

江中一字城遗址（翻拍）

     从如今尚存的钓鱼城古军事建筑，仍能感受到小小山城的固若金汤。钓鱼城古战场遗址至今保存完好，是我国迄今为止保存最为完好的古战场，是一座现场的军事遗址博物馆。在钓鱼城2.5平方公里的重点保护区内，现存有8公里城垣、8道城门，以及炮台、墩台、栈道、水军码头、兵工作坊、军营等宋、元军事及生活设施遗址。

始关门

护国门

新东门

新东门炮台

九口锅：750年前的宋蒙战争，已经广泛使用火药、火器。钓鱼城守将王坚、张钰曾集巴蜀的能工巧匠于此，制造了铁雷、火炮等威力巨大的杀伤性武器，从而有效地增强了钓鱼城的整体防御能力。展现在眼前的就是当年钓鱼城兵工厂的圆形柱础，和碾制火药的凹坑。

跑马道：是钓鱼城军民修筑的、贯穿全城的军事交通命脉。遇有军情，守城部队即可通过跑马道迅速到达战斗地点。钓鱼城跑马道遗址总长约8.5公里，宽3.5米，可供“三马并进、五人并行”。

朝天堰：钓鱼城的军民利用天然的湖泊围堰而成，解决了十万之众的饮水问题。

秘密军事通道－－飞檐洞

钓鱼城地道（转），2006年，重庆市文物考古所在考古调查中发现，在合川钓鱼城的齐胜门以北约150米处发现地下暗道口。这条暗道连接钓鱼城内外，长约35米、宽约1．5米、高约1米，出土了少量擂石（古代用以攻击敌人的大石块）、弹片及石磨、石门槽、瓷片等。考古调查显示，这条暗道修建于700多年前的南宋时期，是蒙古大军为攻城而偷挖的。

     南宋开庆元年（1259年）二月，蒙哥汗亲率大军兵临合川钓鱼城，开始了对钓鱼城的猛烈攻击。钓鱼城军民在主将王坚与副将张珏的指挥下，经过半年的浴血奋战，击退了蒙古军的屡次进攻，致使蒙哥汗损兵折将，望城莫及。当年七月，蒙哥汗在与钓鱼城军民最后决战中，被飞丸击中，“帝崩于钓鱼山下”，逝于温泉寺。

攻城与守城所用的（飞丸）擂石

     蒙哥汗战死之后，为了争夺汗位，各路进攻者纷纷匆忙回师。随后，蒙古贵族集团爆发了持续三年的内战。公元1260年，忽必烈在开平（今内蒙古多伦西北之石别苏木）即位后，采取“以主力攻取襄汉，以重兵进逼四川”的灭宋策略，在四川屯田、扩军、造船、筑城。南宋四川防御，唯有嘉陵江一线依托钓鱼城而得以坚守。

     南宋景定四年（1263年）十月，钓鱼城副将张珏奉诏为合州知州，取代马千驻守钓鱼城。张珏魁雄有谋，善用兵，算无遗策。一年之后，钓鱼城兵精粮足，人心稳定。钓鱼城被动受困局面变成蒙、宋对峙的新局面。

     南宋德祐二年（1276年）正月十八日，南宋朝廷降元。临安陷落、二王出逃的消息传到合川，张珏无比悲愤。他拒绝了恭帝要求各地宋军放弃抵抗的诏谕，继续率领钓鱼城军民出击元军。同年年底，张珏任四川制置使，驻守重庆，钓鱼城由原统制王立继守。王立按照张珏的部署，严加守备，先后率领军队，收复了遂州全境。南宋景炎二年（1277），合州连续两年秋旱，钓鱼城军民在青黄不接之季，易子而食，仍坚持抗战。1278年春，重庆失守，钓鱼城已是南宋抗元的最后一座堡垒。时元东川王以重兵加紧攻城，欲实现蒙哥汗“屠城剖赤”的遗诏：西川王相李德辉却主张招降，得到了忽必烈的支持，故不断派人到钓鱼城招降。

     孤城危如累卵，王立亟待作出“战”与“降”的最后决策。就在他难以当机立断之时，其义妹宗氏直言：我乃原泸州守将、千户熊耳之妻，当初慌称姓王，才被将军认为义妹。西川王相李德辉是我同母异父之兄，将军若降于西川，吾兄一定会来合州，可保一城军民。熊耳夫人的策动，促使王立作出了最后的抉择，向李德辉请降。南宋祥兴二年（1279年）正月，合州安抚使、钓鱼城主将王立以“不杀城内一人”为条件打开了已坚守36年的钓鱼城城门降元，就在城门被拉开的那一刹那，一个王朝宣告结束。是月，陆秀夫、张世杰于崖山（今广东新会县南）被元军所败，陆秀夫负幼帝蹈海，南宋政权灭亡。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简单，36年的血腥战斗、200多场你死我活的拼搏，就在一瞬间，被凝固成一个开门的简单动作。

     钓鱼城36年抵抗战争，是一场震惊中外、影响深远的伟大战争。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南宋合州十余万军民凭籍钓鱼城天险，与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蒙（元）倾国之师展开了殊死搏斗，打破了蒙古旋风不可战胜的神话，钓鱼城因此被欧洲人誉为“东方麦加城”、“上帝折鞭处”，谱写了世界军事史上光辉的篇章。

“上帝之鞭折此城下”碑刻

钓鱼城守将－－王坚纪功碑

忠义祠：始建于明弘治7年（公元1494年），原名“王张祠”，祀有余玠、王坚、张钰、王立，及其义妹宗氏的牌位。清乾隆24年（1757年）重建时，也许是由于再度沦为被异族统治的缘故，人们对于王立与宗氏的功过褒贬不一，改王立与宗氏牌位为冉琎、冉璞兄弟，并改祠名为“忠义祠”。

“魄夺蒙哥尚有城，危崖拔地水回萦。冉家兄弟承璘玠，蜀郡山河壮甲兵。卅载孤撑天一线，千秋共仰宋三卿。腻臣妖妇同祠宇，遗恨分明未可平。”这是郭沫若对于这段历史的看法评价。

     其实，郭老对于这段历史的评价，窃以为是不够客观公正的。

     首先，作为没落统治的南宋王朝政权已经腐朽不堪、风雨飘摇，完全已没有必要为其尽愚忠的愚昧。其苟延残喘的统治者－－恭帝，也已发出要求各地宋军放弃抵抗的诏谕，此时投降已无可厚非。况且，钓鱼城最后一任守将王立，已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坚守钓鱼城两年有余，实属不易。

     其次，从民族的情感上来讲，我们汉族当然不希望被异族所统治。但是中华民族本身就是一个由多民族融合而成的大家庭。自第一个封建王朝秦帝国开始，历经南北朝的民族大交流，再到大唐王朝统治者的异族基因，以及开发交流政策而带来的民族大融合，无不成就了中华民族的多姿多彩。而每次异族统治者的到来，除了带来残酷血腥的战争外，不仅给已经孬弱的汉族血液注入新鲜强劲的基因外，也充实扩大了中国的版图。如元朝统治者第一次正式将西藏纳入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以及清帝国早期对西域、东北边疆的有效控制等等，无不对今天中国版图的形成，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历史功绩作用。

     再次，从人性的角度来讲，王立的投降亦无可厚非。历经36载的抵抗，孤军奋战的钓鱼城已到了易子而食的地步。从历史发展潮流的趋势而言，蒙元帝国取代南宋只是个时间的问题，钓鱼城的存亡与否已无足轻重。还有就是蒙哥大汗临终时的屠城遗诏，投降毕竟可以换取十万条的鲜活生命，何乐而不为呢？所以，个人以为：郭老对于这段历史的评价有失公允，对于古人过于苛责。况且郭老本身的气节也不是很完美，当然，鄙人在此无意诋毁郭老，只不过实事求是罢了。

     漫步走在钓鱼城的城垣之上，当年的血雨腥风的历史痕迹已无处可寻，眼前是满目的青翠与一派的田园风光。

    “···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就以这首词来结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