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焕与兴城

    图  保存基本完好的兴城城楼

    说起兴城，对它的印象竟是缘于一箱苹果，这不免有些令人好笑。

    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刚参加工作不久，到辽宁省参加一个会议，返回时与几位同志一道在兴城转乘火车，恰逢金秋时节，正是果实成熟的时候，听人说在兴城可以买到价格便宜的苹果，便与几个同伴一同前去购买。当时的中国市场经济并不发达，物质十分匮乏。经当地朋友帮忙，我们每人以每斤0.09元的价格买到了一箱上等的“黄元帅”苹果，这在当时已是一件十分稀罕的事儿了，大家自然乐得合不拢嘴，也顾不上旅途劳累，抗上箱子就上了火车。一路上苹果的香味不知引来多少羡慕的目光，我们也舍不得吃上一口，只是把苹果拿出来嗅嗅，一脸的得意笑容，从此，兴城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后来才知道兴城不仅是一座鱼米之乡，而且在中国历史上还曾发生过许多惊天地、泣鬼神的故事。

    再次来兴城已是许多年之后的事啦。

    图  兴城城内的街道

    兴城地处锦州和山海关之间，东北距锦州60公里，西南距山海关100公里，南临渤海，背依松岭山，位于辽西走廊的咽喉要道上，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明朝时称之为宁远城，是明朝抗击后金的一个重要军事重镇。

    车入兴城，只见街路两侧有许多商铺，柴米油盐、五金电料、医药布匹，可谓应有尽有，一派繁荣景象。在这繁华的井市之中，一座古城呈现在我们眼前，这就是与西安古城、荆州古城、平遥古城并称“中国四大古城”之一的兴城古城。

    古城始建于明代宣德五年（1430年），呈正方形，南北长825米，东西宽803米，墙高10米。城墙呈梯形，上窄下宽，墙基为青条石，基宽约7米，墙体为大青砖包嵌，中间夯有黄土和石块，顶部宽约4.5米。城墙4面均设有城门，东门叫“春和”，南门称“延辉”，西门曰“永宁”，北门唤作“威远”。看上去城楼及城墙保存得基本完好，城门内外车水马龙，人潮似海。

    图   气势恢宏的过街古楼

    老城内已不让汽车通行了，我们只好将车停在城外随着人流步行进入城中。

    整座城以鼓楼为中心，开辟有许多仿古式商店，有卖布的，有卖鞋的，有卖旅游商品的，也有卖电动自行车的，总之让人感觉这些店铺出售的东西与这古城的风格有些不协调，与平遥古城的商肆特色相比有一定的差距。

    沿街前行不远，就来到了古城的中央十字大街。一座气势恢宏的过街古楼呈现在我们面前。鼓楼为常见的“骑街式”建筑，楼高17.2米，上部为三层，下为十字形跨街券洞，可以购票登楼眺望兴城全貌。楼的二层为文物展出区，展出的文物中并没有什么稀奇之物，倒是阁楼中有一巨鼓比较引人注目。鼓的直径达2.25 米，据说系一整张牛皮制作而成，击之声音宏亮，实乃罕见。三层展出的是明代守城名将袁崇焕的蜡像，制作精致，栩栩如生。

    图  兴城的现代标志----菊花女

    游兴城，不能不提及当年为明王朝在这里守城的勇士，不能不令人想起历史上那位曾令清军闻风丧胆的军人袁崇焕。

    袁崇焕本是广东东莞人士，明万历47年考中进士，并担任福建省邵武县的知县。按理说当时明王朝北部边防事宜本与这位南方小知县没有什么关系，可这位身居南方的小小知县偏偏生就了一颗忧国忧民的心，时不时地研究一下军事，关心国家北部边疆的战事。而明王朝此时已快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众多官员都十分害怕皇帝派自己去北部边疆任职，担心因此而丢了性命。此时37岁的袁崇焕正在按照朝廷的要求，地方官每年要自费到京城来朝觐一次，按时下的说法就是地方官员要到首都来汇报一下工作，作一下述职报告。也就是在这期间，御史侯恂向皇帝推荐了袁崇焕，认为袁“英风伟略，不妨破格留用”，于是袁崇焕便从一位七品知县变成了兵部职方司主事（正六品），其主要工作是管理地图、招募兵员、屯田调饷、整修城池等等，一介书生也由此转变成了军事人员。也正是这一调，更激发了袁崇焕为大明王朝守卫边疆的热情，正如他在《边中送别》诗中写到的：

          五载离家别路悠，送君寒浸宝刀头。

          欲知肺腑同生死，何用安危问去留。

          杖策只因图雪耻，横戈原不为封侯。

          故园亲侣如相问，愧我边尘尚未收。

也正是这一调，才出现了一位“单骑阅塞”、 “攘臂请行”、“予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令清兵不敢正觑明朝的将军。

    图   兴城城内依然伫立在南大街上的两组明代表彰祖大寿和祖大乐兄弟守卫边疆功绩的石牌坊

    是明天启二年（1622年），刚刚调任兵部的袁崇焕即单骑出关考察山海关一带的地形，并力排众议，主张在宁远城的基础上重筑坚城，以守为攻。也正是当年袁崇焕的积极争取，奠定了今天兴城古城的格局。即便今天我们站在宁远城的城墙下，你也会感受到当年这城墙的高大和坚不可摧。加上袁崇焕认真地总结了明军多次与后金军队交锋失败的原因，认为明军的优势在于火炮与城墙，应充分利用火炮、坚城与后金军周旋，而不能与后金的骑兵野战争锋。并认为在宁远筑坚城，可以 “守卫严关，屏障关内，捍卫京师，积蓄力量，以图大举。”

    图  兴城鼓楼前的街道

    当时的明王朝可谓命系山海关，在山海关一带不仅派驻了几十万大军来对付后金军和蒙古军的侵扰，而且还将几乎全部家当都押在了山海关上，仅调往前线的火炮就多达22144门。只可惜这些国产大炮过于笨重，移动困难，弹药装填费时、费力，而且射程不远，杀伤力不大，在实战中显示不出任何优越性，往往在与后金军的交战中，一阵排炮放过之后，还没来得及装填弹药，后金军的骑兵马刀已经砍在了炮手的脖子上。

    为了扭转战争中的被动局面，袁崇焕在宁远城头上架起了30门从葡萄牙等欧洲国家进口的滑膛炮，也称之为“红夷大炮”。经过励精图治，在短短的四年里陆续收复了大、小凌河、锦州等地，形成了以宁远城为核心的防御体系。至今漫步在兴城城头，依然可以看到那些残存的古炮。

    图  兴城的海边修建了许多温泉疗养院，也有许多渔民在海边出售一些海产品

    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清太祖努尔哈赤率军13万（号称20万）向明军发动进攻。明军主将高第明令撤军入关，消极防守，只因袁崇焕抗命不遵，坚决不撤军，以致宁远城成了山海关以外的一座孤城。此时的袁崇焕置生死于不顾了，战场上抗命不遵已是死罪，若战败则更是死路一条。为死里求生，袁崇焕“刺血为书，激以忠义”，发出了全城军民“誓与宁远共存亡”的号召。在做好防御准备的同时，坚壁清野，严防奸细，实行兵民联防，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要打一场人民战争。在采取有效的防御手段之后，袁崇焕坐阵城中心的鼓楼，将11100两库银全部搬出，置于城头，激励士气，奖功罚过。当努尔哈赤率军大举攻城之时，城上万箭齐发，30门大炮也一起狂吐火舌，一时间“火星所及，无不糜烂，”后金军死伤惨重。也正是在宁远大战中，守城的明军大炮充分发挥了在城防战中的优势，据史书记载：“在激战中炮毙一大头目，用红布包裹，众贼抬去”，相传被击中的人就是努尔哈赤。对于此次战役《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中也记载有：“帝自二十五岁征伐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惟宁远一城不下，遂大怀忿恨而回。”

    努尔哈赤是不是真的在宁远大战中被炮击伤而死，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但当年攻无不克的一代枭雄，在拥有十几万大军的情况下竟被一座小小的孤城挡住了去路，羞愧难当，食不甘味，痛苦焦躁，积愤成疾，以致创伤未愈，痛疽突发，不治身亡倒是史实。据史料记载，努尔哈赤战败后痛疽突发，便于7月前往清河温泉去疗伤。若果真如此，搞不好因伤口不愈合又去洗温泉，加速了伤口化脓导致败血症而死也未可知。总之，努尔哈赤的死一定与宁远之战有关。1626年8月，努尔哈赤在返回沈阳途中至叆鸡堡时死了，享年68岁。

    “宁远大捷”是明王朝自与后金军开战以来的第一场胜利，它证明了袁崇焕积极防御的策略是可行的，采用坚城利炮来防御后金的骑兵是有效的，也为明王朝赢得了短暂的喘息之机。

    天启七年（1627年）五月，接替努尔哈赤登基的皇太极又率军攻击锦州与宁远，结果仍是以失败而告终。宁远——这座无坚可摧的城堡，成为后金政权南下的拦路虎，成为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成为明王朝赖以殘喘的城堡，成为明朝生命所系的长城。

    我漫步在兴城的街头，细细地端详着那饱经风霜的城砖、锈迹斑斑的铁炮，仿佛要在那凹凸不平的砖体上找出当年炮火、箭弩的遗痕，追寻昔日的战火硝烟。

    明崇祯二年（1629年）十月，皇太极在进攻宁远城无效的情况下，联合蒙古军队绕过宁远，远涉内蒙，进攻遵化，进而直逼北京城。得此消息，明王朝朝野上下大为震惊，惶惶不可终日。袁崇焕在得知这一军情后，立即“士不传餐，马不再秣”，率领九千人马星夜驰援北京，并在广渠门外与皇太极的军队相遇，展开了一场血战。袁崇焕身先士卒，拼死搏杀，以致甲胄上的箭镞如刺猬一般，终将后金军杀退。就在两军喘息之间，崇祯皇帝竟中了皇太极的离间之计，将袁崇焕诱捕入狱。崇祯三年八月（1630年），判袁崇焕投敌变节，实施磔刑而死。

    旷世悲剧，千古奇冤，袁崇焕这样一位忠心耿耿的一代名臣，没有死在敌人的刀剑之下，而是惨死在自己人之手。即便临刑之际，袁崇焕尚作诗一首：“一生事业总成空，半世功名在梦中，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依旧守辽东”！是啊，就是这样一名令其对手都竖起大拇指的能臣，其生可敬，其死可悲，其魂何所依啊！

    直到后来乾隆皇帝向世人公布了其中的秘密，宣布袁崇焕为冤死，这才算是为一代名臣平反昭雪。

    今天的人们为怀念这位为国冤死的先人，在兴城火车站前树立起了一尊袁崇焕的雕像，供人们瞻仰、凭吊。正如著名教授阎崇年先生所说的：“明朝为辽东边事错杀了两个人：一个是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另一个是蓟辽督师袁崇焕。前者，努尔哈赤含恨起兵，成为明亡清兴的历史关节点；后者，朱由检自毁长城，加速了明朝的灭亡。”

    有意思的是，在兴城除了火车站前的袁崇焕像和鼓楼上的蜡像外，再也找不到一点纪念这位守边名将的纪念物，倒是在南大街上有两组石牌坊，是表彰祖大寿和祖大乐兄弟功绩的，算是明王朝在那个年代的旧物了。

    祖大寿和祖大乐二人是堂兄弟，据说二人是东晋名将祖逖之后。当年二人追随袁崇焕守卫宁远城屡立奇功，袁崇焕死后祖氏兄弟继续守边。明崇祯四年，为鼓励二人继续为明王朝卖命，崇祯皇帝准其在宁远城内建坊，以示表彰。

    走近观看，只见两坊均为石质建筑，四柱三间楼式单檐牌坊。祖大寿为武官，其坊上雕刻的多是舞刀弄枪的图案。祖大乐为文官，其坊上雕刻的多是吹拉弹唱的图案。坊高11.5米，宽15米，横跨在南大街上，上刻“忠贞胆智”、“四世元戎”、“登坛骏烈”等字样。牌坊的石柱上均刻有一对生动的石狮，狮子的各个部位都被人摸得锃亮。据说这是因为每年正月十五当地百姓都会拥挤到石坊的石狮近前，摸一下石狮的某一部分，传说摸到石狮的对应部位就可以除祛身体相应部位的疾病，天长地久形成了每年来此摸狮子的民俗。

    崇祯十五年（1642年），明王朝在李自成农民军的打击下已是风雨飘摇，关外除宁远城外各城均已被后金军占领，祖大寿也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向后金军投了降，避免了重蹈袁崇焕的覆辙。

    呜呼！忠心而死者，无庙可祭；投降叛节者，贞坊犹存，不知是历史开的玩笑，还是人生的悲剧。